【“中国式降补”有待商榷】
2015年，对于大多数地面电站运营商而言是灾难性的，原因有二：一是以新疆、宁夏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开始出现严重的限电，其中新疆全年限电率达26%，四季度更是高达53%，直追甘肃全年31%的限电率，从而严重限电地区在全国43.1GW中的比重提高到14.9GW（或34%）；二是第六批中央补贴目录迟迟没有开始申报，导致2013年9月后并网的电站在模型上的收入测算只有1/3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中。
严重限电+补贴拖延，使得大量西部项目并网后头两年的现金流只有模型测算值的20-30%（或约0.30-0.40元/W），这使得光伏运营商在扣除运维成本后连银行贷款都无法正常偿还：我们假定一个“系统成本8.5元/W、外部融资比率70%”的项目采用10-15年期贷款，等额本息，利率为基准上浮10%，则每年的本息偿还额为0.59-0.79元/W；若假设其不采用中长期贷款而换为一年期7-10%利率的短期融资加以过桥，则光利息的偿还额也将达到0.42-0.60元/W。因此，在严重限电+补贴拖延的情况下，无论光伏运营商采用短期融资还是长期融资手段，都将出现现金流入不敷出的严重“失血”现象。
相比度电补贴的下调，严重限电和补贴拖延对于光伏运营商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是为“中国式降补”。尤其是限电，将通过降低“单位光伏系统全生命周期发电量现值”的机制大幅提升度电社会成本和度电增量社会成本。据测算，限电30%的情形下，度电增量社会成本将上升59%，造成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
表4限电30%情形下的度电增量社会成本上升59%
而更为糟糕的是，无论是限电还是补贴拖延都非短期内所能改变的。首先，在监管体制方面，中国光伏行业的主管部门是发改委和能源局，而限电问题及补贴拖延问题则分别涉及国家电网和财政部。其次，限电的发生，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现象而非行政现象，主管部门对于限电主要因素的改变几乎是无能为力：（1）经济下行全社会用电量下滑、区域消纳能力不足，（2）火电装机审批权限下放，而低煤价时代火电企业利润丰厚，投资冲动明显，（3）特高压建设速度无法赶上风电光伏的新增装机速度，（4）新能源在限电省份的占比过高，而新能源天然的波动性、间歇性、不可预测性确实使得电网的调度难度大幅上升，（5）AGC的大面积使用使得电网省调集中调度光伏发电在技术上变得可行。第三，导致补贴拖延的根本原因在于新能源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上调速度，这对于光伏主管部门而言也是难有作为。一方面，财政补贴在体制上较难做到具备很强的前瞻性，另一方面，由于光伏行业尚未经历过一轮周期的洗礼，民营运营商本身对于限电及补贴拖延的估计就严重不足，在资本市场的追捧下投资冲动更是难以遏制。
专家认为，以限电和补贴拖延为特征的“中国式降补”对于光伏行业的伤害是巨大的，其对于投资回报率及现金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光伏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更是加大了度电社会成本。其所带来的影响，并非“通过降补、降利润而实现成本下降的激励”，而很有可能是直接将光伏运营商送上不归路。当然，光伏的主管部门确实存在自身的难处。因此，专家建议，发改委、能源局可采纳以下方法调整行业监管方式：
（1）加强与国家电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沟通和信息的交互，并在发布每年建设指标及新增装机指引的同时，向全社会提供关于电网接入、消纳能力、补贴拖延可能性、用地指标的更充分、透明的信息。
（2）各地年度建设指标的发放中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年度建设指标公开招标看似提高光伏企业成本，但实际上避免了可能的寻租行为，从而限制了可能的寻租主体对光伏运营商人为的错误引导。
通过上述“信息披露透明化、指标发放市场化”的监管改善措施，可以引导光伏企业产生正确的预期，从而真正帮助光伏行业健康、向上的发展，避免盲目非理性的投资和结构错误的投资，避免行业进入“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最终实现“光伏长期发电量最大化”的目标，真正改善中国的大气环境。
